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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叶梧桐

发布时间:2015-12-23 点击数: 字号:T | T

 

郑琼娥与丈夫在公园散步

 

 

相依为命的一家人

 

晚年的郑琼娥与亲友相聚

  郑琼娥/口述 林小宇/撰文

  郑琼娥,女,印尼归侨,现年88岁,退休前任职于漳州市芗城医院。

  台湾路是漳州的一条老街,老街上有8条小巷,梧桐巷是其中一条。

  小巷很小,长不过几十米,宽也就是两三米,但这里的房子都很好,里面有小花园、小天井。梧桐巷的名字怎么来的,谁也不知道,也许是人们一种愿望,一种期盼……

  两个母亲

  记忆就像一本翻旧的书,梧桐巷不过是中间的章节,而最早的记忆却是在很久的以前,很远的地方。

  父亲郑水生19岁南渡印尼,开始在别人的商店里当店员,有了些积蓄后,就和别人一起开店,之后他与我母亲结婚,有了自己的家庭。

  母亲叫陈生娘,她最想为父亲生男孩,但所生的男孩都不幸夭折,于是就抱来了一个男孩,接下来母亲生的还是女孩,于是就有了庶母“春娘”。 庶母“春娘”最终为我们郑家生了一个男孩,但她最后却与儿子分别于千里之外,在我们的陪伴下走到了生命的终点;而我们的亲生母也与我们分别于千里之外,她在我们唯一的弟弟陪伴下离开人世。

  我们的两位母亲都是在印尼当地出生的华人,她们说不清祖上是哪代来到印尼的,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,但后来她们一个在海外,一个在国内,她们的命运看似与家庭有关,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缘故。

  父亲养活十几口人

  三宝垄城市有很多街道,街道的名字很多,但大致分为两类,一类是中文名字,一类是印尼名字。显而易见的是,用中文命名的街道里,居住的大部分是中国人。

  我们家住在东街35号,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,房子是砖木结构,楼下是客厅和饭厅,楼上是起居室。一家十多口人住在里面,一点都不感到挤,反倒感到融洽和温馨。

  尽管父亲重男轻女,但我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区别,他和母亲一样对孩子很好,只不过他的生意忙,很少与我们有什么交流。而我们也知道父亲爱弟弟,姐妹们都很知趣,知道这个弟弟的出生给了郑家人长脸,是郑家的独苗,自然跟着父母呵护这个宝贝。

  其实,在父亲的内心世界里,他很爱这个家,也爱自己的老家。在我6岁的时候,父亲就曾带着全家回到了漳州,住了4年后,他又带着我们回到了印尼三宝垄,这时我已经到了读书的年纪,于是就像前面的大姐一样,到了附近的中华公学读书。

  现在回想起来,觉得父亲真是很了不起,他一个人干活,收入不是很高,却要养活我们全家十几口人,还要供所有孩子读书。不仅如此,他还经常寄钱回家供养老家的亲人,同时还考虑到我们以后的生活,在老家买田地和购置房产积蓄资金。

  这也许是中国人特有的性格,也许是闽南人特有的品行。

  天各一方

  1947年,二战结束后父亲思念家乡,于是就带着全家人回到了老家。

  说是回老家,但我们没有真正回到父亲的出生地,而是留在了漳州,毕竟这里是闽南的重镇,是政治经济的中心,而父亲在漳州的北京路和台湾路都买有房产,店开在北京路,我们全家住在台湾路的梧桐巷里。

  梧桐巷的房子是一座两层楼的小楼,楼下4间,楼上4间,房子里面有院子,有天井,这在漳州算是精致漂亮的房子。解放后,父亲开始惦记着印尼那里的事,于是他又决定回到印尼去,但这次回印尼他没有带着全部人走,而是只带着母亲和小弟弟走,留下了我们姐妹和庶母春娘一共10人。

  作为华侨,来去海外一直是一件平常的事,但没想到的是,他们这次回印尼,却成为了我们一家天各一方、至死分离的永别,甚至父母去世的消息,我们是在十几天后才知道。

  那时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紧张,彼此间的联系几乎中断,而留给我们的痛苦不仅是骨肉的分离,还有本以依靠侨汇生活的我们,变得困难和艰苦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对父母的思念,几乎是一种无望的渴求。

  我的路

  庆幸的是,我们还有北京路那间店面可以出租,虽然租金微薄,但好歹也是一份收入,这些不多的钱经过春娘和大姐的精打细算,勉强维持基本生活。

  建国初期,一切都很困难,但这种困难却让我们这些女孩都早早懂事,生活的艰难并没有难倒我们,反倒是一家人非常团结,大家彼此相互帮助、相互关心。虽然我们家的女孩有一半是同父异母的关系,但大家之间并没有因此有隔阂,大家都把庶母春娘当作最亲的人来尊敬,大家都称呼她为“娘”。而庶母也很睿智,她也和我们一样想念远在海外的父亲,以及那个亲生的儿子,但她从不显露这种内心的伤痛,而是与大姐一起管理这个家,而选择大姐一起管理这个家的理由,不仅因为大姐是家里的老大,还因大姐曾与父亲一起祭拜过祖先,可以成为郑家的继承人。

  日子总要过下去,孩子总会长大。那时我们除了思念父母以外,就是想着早日工作,以此这个家减轻负担。开始我到了华侨服务社工作,后来参加了土改工作队,当国家建设鹰厦铁路时,我也报名参加。在那最苦最累的日子里,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,他是一名军人,与我一起在建设鹰厦铁路工地上。彼此间的相识相知相恋,让我第一次感到生活的幸福,而这种幸福一直延伸到现在。

  之后,我考到了漳州芗城医院,在那一直工作到退休。这几十年的医务工作中,我年年都被评为先进,几次的抢险救灾中,因为表现优秀,还被授予二等功,以及一等劳动模范。

  重返印尼

  时间很快地过去,但无论以后的生活怎样越来越好,心里还有一个结没有打开,那就是远在印尼三宝垄的父母。于是我很早就有一个愿望,那就是回到印尼三宝垄,哪怕父母都不在世,我也要在他们墓前烧香磕头。

  1997年,当印尼政府允许中国公民赴印尼探亲时,我就急不可耐地踏上回去的旅程。当时去一趟印尼花费要1万多元钱,这对于我靠工资生活的人来讲是一笔不菲的开支,但这已经不重要了。

  到了首都雅加达后,大哥的女儿来机场接我,在她家住了一个晚上后,我就转乘火车到了三宝垄,在那见到了大哥大嫂和弟弟一家。

  弟弟开着汽车带着我在城市里转悠,边走边说,让我又重新回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。而每每回想起过去的事情,心里都会有一阵激动,毕竟这里曾是我出生的地方,也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思念的地方,更是我最动情的地方。

  当来到父母的墓前,以前想对他们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,流出的眼泪似乎代表着我50多年积累的话,代表着留在梧桐巷所有女人的话。

  ……

  姐妹们都长大了,都有了自己的家,梧桐巷不再是我们的家。

  有时我觉得,我们这些曾经居住过梧桐巷的女孩,就像一叶叶梧桐一般,长在同一棵树上,一起经风见雨,一起沐浴阳光,然后随风飘散,但无论结局怎样,我们都经历过相同的遭遇,心里都有一种相同的爱。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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