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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里的事

发布时间:2016-02-18 点击数: 字号:T | T

 

 

 

李金生一家人合影

 

李金生的父亲李飒与傣族姑娘刘学义的《结婚证书》

  李金生/口述 林小宇/撰文

  李金生,男,印尼归侨,现年81岁,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。

  我的老家在福建安溪县龙涓乡5华里外的杉垵自然村,村里有一座很大的宅院就是我的家,盖这座房子不知用了多少钱,但知道的是从曾祖父开始盖,用了整整3代人的时间才把这座房子盖好,岁月让这座房子充满了故事……

  一

  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到了缅甸,20多岁时,他回到老家结婚,然后带着母亲到了印尼雅加达,在那儿和他的二哥合开一家花布印染店,我就是在那时出生。

  闽南人出洋是经常事,出洋讨生活遇到种种困难,他们都忍受着,而日本侵略中国的事,让他们忍无可忍。父亲这时正是血气方刚年轻人,他和别人一起响应号召参加了陈嘉庚组织的“南侨机工”,成为了汽车运输队的驾驶员。

  早在缅甸时,父亲就会开车,到了印尼后也经常开车,但滇缅公路真正让他领教的是开车的艰难,这全长1146公里的临时公里,海拔从500米到3000米不等,沿途都是悬崖、峭壁、陡坡、急弯、险谷,激流,稍有闪失,就车毁人亡。除了这些以外,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,疟疾流行,使得一路上充满着死亡,在3000多人的南侨机工中,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就死在了这条路上。

  父亲记不住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多少趟,可他每次出行都是一次死里逃生,他经常感叹自己能活下来全都是因为“命硬”。在我们的印象中,他爱回忆当年在滇缅公路上的经历,爱回忆打游击的经历,爱回忆参加解放军的经历,但他在回忆,并没有全部吐露,因为他的经历比回忆多。

  二

  去年出版的一本新书《烽火赤子心》里有一篇“别具一格的《结婚证书》”的采访录,这篇文章讲述的是父亲当年参加南侨机工时,与傣族姑娘刘学义喜结良缘的事。

  当时父亲在“华侨先锋大队”,全队的200多辆汽车,都是华侨捐献的,由于完成运输任务出色,这个车队被誉为“抗战建国运输战线上的神行太保”。父亲就在这段时间遇上了这位傣族姑娘,并在芒市的大队部举行婚礼,婚书上写有征婚人的名字连文瀛,介绍人刘筱齐、陈东山。

  这个“战火中的爱情故事”固然精彩,但与父亲结婚的傣族姑娘却不是我的母亲。就在父亲与这个姑娘结婚时,母亲和我都在安溪老家,母亲每天都在翘首等待父亲的回来,那时的我已经是七八岁的孩子,对家里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情,但能感受到母亲的这份等待。

  记得有一天父亲回来,在他的身后跟着一对母子,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,她就是父亲新娶的妻子,身边的是他们的儿子。之后的日子,我们两家人同住在一个宅院里,共用一个灶,同在一桌吃饭。

  父亲排行第四,父亲的傣族老婆称我母亲为“四嫂”,母亲叫她小名“小义”。我就叫她“四母”,她则直接叫我名字。一家人开始都相安无事,但久而久之,矛盾和摩擦就发生了。

  三

  父亲为了响应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抗日号召,把与自己染印店的股份变现,只留下回国的路费,其他的钱都捐了出去。我和母亲只能暂住在二伯家里,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,于是父亲让母亲和我回国,住到了安溪老家。

  其实,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已经回来过一次,在家住了几天就走,然后才有后来带着他傣族老婆回来。后来听母亲说,父亲之前回来,就将他在外面结婚的事告诉母亲,试探母亲的态度。而母亲知道这事时,开始不能接受,但转念一想,如果不接受眼前的事实,那么父亲可能永远就不会家了,这个家没有了男人,就不再是一个家。于是答应父亲把他们带回来,尽量友好相处。

  父亲安顿好一家人,就又离开家到了闽粤赣游击区去打游击,有一次他和战友去送信,路上遇到埋伏,他的战友中弹牺牲,他水性好,跳进河里游到对岸,因为他懂得闽南话,被一名渔民救助,重要的信件按时送到了目的地。

  父亲在前方打仗,家里的人也没有闲着,母亲与父亲的傣族老婆也不时龃龉,有时也会相互抓扯打架,她们都是为了一些家庭琐事。而我却和那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关系很好,当大人吵架时,我们却在一起玩耍。

  最后两家人不得不分开住,我们家搬出大宅院,在宅院外加盖了两间房,原来的家具等物品都留给她们。尽管分家后各管各,彼此相安无事,但不是“一分了事”那么简单,毕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人,那就是父亲。 

  四

  转眼就到了解放战争胜利,在漳州解放后,父亲就写信到家里,让我去漳州与他见面。那是1949年底,天气有些冷,我们见面是在漳州钟法路的一座公园里,这时的父亲身穿解放军军服,显得格外英武帅气。见面时,父亲向我打听家里的情况,从他的态度上可以感觉到,他除了想见我,还想见我那同父异母的弟弟,于是我回老家,又带上弟弟又到漳州见父亲。

  从那以后,只要父亲到了一个新地方,父亲都会让我带弟弟去他那儿,直到他转业到福州,依旧让我们来福州和他住一段时间。此时,我和弟弟的年纪都不小,家里的土地因为合作化,成为了集体的耕地,没有多少农活可做,于是父亲就让我和弟弟到他的运输公司当学徒,之后我们都成为了正式的汽车修理工,母亲也随后来到福州与我们住在了一起,他的傣族老婆留在了安溪老家,由我每月寄钱给她,毕竟她也是我们家里的人。

  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父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,因为他的身份和经历“复杂”,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都往他身上堆,以致到了退休,每月才拿24元钱。

  母亲去世后,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,但这段时间有关他的历史问题一个个得到落实和平反,由退休改为了离休,这让已经是耄耋之年的父亲感到欣慰。

  五

  在他晚年的时候,他选择回到老家安溪,与他那“战火中结下爱情”的妻子一同生活,直到他俩相继去世,这也许如他们所愿。

  很多年过去了,大宅院依然还在,但我们两家都没有人再住在这里,这里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志,一个回忆。

  ……

  转眼我也成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,但每当想起家里的那些事,自己仿佛回到孩提时代,好奇的思考家里发生的事情,尤其父亲是怎样认识那位傣族姑娘,是什么勇气让他把她们带回家,父亲又是怎么让母亲接受她们,这些也许都是一个迷,但都是家里的事。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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