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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向年光有限身

发布时间:2017-03-01 点击数: 字号:T | T

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意气风发的林建荣
  
    林建荣/口述 韩惠彬 林小宇/撰文
  林建荣,男,新加坡归侨,83岁,退休前任职于连江长龙华侨农场。
 

   1953年,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,有一艘印尼华侨回国的船只停靠新加坡的码头,船头高挂彩带,归国的华侨们在船上欢快地唱着歌。那年我19岁,正是年少轻狂、意气风发的年纪,当时我也融化在歌声中。

  
  
  
  我祖籍福建诏安,从爷爷那一辈开始远渡南洋谋生,爷爷落脚新加坡后,留在国内的父母亲也跟着出来,之后便有了姐姐和我。全家人在当地开了个银铺营生,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银铺的生意很好,可能得益于新加坡天然的港口优势,那时候“水客”很多,他们也常带一些首饰过来卖,店里常常人来人往。
  
  战乱年代,好景不长,店内生意日渐萧条,不仅经济越来越不景气,上学也越来越难。在新加坡上完小学后,我失学了,在家呆了很长时间后,觉得复学无望,就参加了工作。
  
  因为学历不够,工作并不是很顺利。第一份工作是朋友介绍的,在码头当搬运工,平常做些搬砖头的体力活。后来又得到在《新力报》报馆收发报纸的工作,这份工作比较轻松,但没什么技术含量,有点枯燥。之后又兜兜转转干过很多零工,时间都不长,最长的一次是在吉隆坡的一家国货公司,工作了3年多。父母原以为我会在那份工作上从此稳定下来,没曾想,那却是我在新加坡干的最后一份工作。
  
  频繁地换工作,已使我对新加坡的生活感到乏味,那时候的自己年轻气盛,觉得人生苦短,不该在这几平米的柜台一眼望到头,出外闯荡的心思慢慢滋生。
  
  回国前,我对中国没什么印象,战争年代,对中国的消息,大部分是从印尼那边传过来的。当时抗美援朝胜利的消息传来,新加坡的华侨都沸腾了,我也不例外,感觉自己身上的血液也瞬间跟着沸腾了起来,觉得志愿军战士太厉害了,也由此对千里之外的祖国更加向往,回国的念想也越来越迫切。
   
  回国这件事,父亲是反对的。都说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,但那时的我正是“嘴一翘就怒,脚一动就踏前”的年纪,再加上回祖国人潮的吸引,最终还是不顾父亲的反对,登上了印尼开往中国途径新加坡的轮船。
    
  
  
  回国后,在广州的华侨招待所住了一两个月,后被安排到了集美侨校。当时中国百废待兴,虽然一切和回国前想象的不一样,但既来之则安之,我服从安排进入了厦门开元区的五金厂工作。
  
 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,正如一句民谣所说:“四个兜的中山装,小米高粱吃得香,几户人家一个庄,走亲访友靠步量。”虽然大家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,但理想把内心占得满满的,大家都很勤恳地工作,充满着对社会主义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。只有在夜深人静时,我才思念在新加坡的家人,毕竟有家人在的地方才是家。 

  1959年自然灾害时,姐姐想让我回新加坡,那时候新加坡还没独立,仍属于马来亚联邦,而当时吉隆坡和中国没有建交,申请书走到最后一道程序时,被吉隆坡的“中央局”挡在了门外。
  
  当时我还在五金厂工作,某一天接到上头通知说可以出国,那时很想回新加坡去看看,便提交了申请材料。资料精心准备了很久,觉得必是万无一失,耐不住回新加坡激动的心情,便准备辞了工作安心等通知。厂里的同事知道了这件事,纷纷劝我给自己留个退路,如果手续没办下来,又辞了工作,之后的生活怕是没有保障。可我觉得,自己在国内政治清白,也没犯什么错误,审批成功必是板上钉钉的事,便不顾劝说毅然提交了辞职申请和一纸离职证明,结果百密一疏,分析了国内的形势,却没留意到国际形势。申请在过第三关政治关的时候,被吉隆坡当局驳回。我又留在了厦门。
  
  
  
  这之后,兜兜转转的工作经历又开始了。
  
  五金厂的工作虽辞了,但因为当时住在厦门一中内,刚好一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她妻子要去香港定居,他的工作需要人接替,我便补上了他的位置,和另外一位老师一起,在图书馆负责图书整理工作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段在图书馆的工作是我最惬意的时光,算是弥补了少年时期失学的遗憾吧。之后因岗位调整和人事关系的问题,我离开学校图书馆到厦门一中的侨兴化工厂,和一位搞盐酸的“右派”老师共事,后因台风的缘故,工厂损失很大就倒闭了。当时对车间车床的车工上岗要求很高,学徒得工作3年才能转正,失去这份工作很是可惜。
  
  1965年的时候,厦门工业局的人安排我去了厦门第二机修厂工作,礼拜一就去上班。自己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份工作了,不确定的工作让心也一直不踏实,“这样下去可不行”,便寻思着如何改变这种情况。
  
  那时候听人说福建省侨委可以帮助归侨解决生活困难,便试着向省侨委反馈了自己的情况。过了不久,省侨委的工作人员通知说连江的长龙华侨农场在搞建设,需要人源补充,种茶做农活什么的,问我想不想过去。其实我那时还申请了海南的农场,但一直没等到通知,结果后来得知那边的工作人员忘了通知,现在想来,也因着这个乌龙,自己才能和长龙华侨农场结缘。

 

  到农场后,被分配的工作是放牛,后来又在农场认识了现在的妻子,印尼归侨黄雪萍。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,我结束了前半身的动荡漂泊,在长龙农场安家落户。  

  这一呆,就是50多年。  

  生活经不起岁月的洗礼,年少时的沉浮都已成往事渐渐淡忘,但有件事我一直沉在心里,至今想起,心中仍隐隐作痛。回国一年多的时候,父亲发电报说,他也想回来,当时我在集美侨校学习,没有工作身无分文,又赶上国内各种运动潮,想也没想就直接回复父亲说等这边安定下来再接他回国。没成想接到的下一封电报,竟是父亲离世的消息。
  
  父亲死前是挂念我这个任性的儿子的。
  
  如今我已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成为满脸风霜的八旬老翁,有时候在自家窗前看着远山,禁不住会想,如果当时不那么任性,听父亲的话留在国货公司做那份安稳的工作,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否该也会是另一幅光景?可,人这有限之身,又能有几个如果呢?
  
  窗边是妻子忙碌了很久的一片菜地,季节流转,瓜果们,也是开花的开花,结果的结果了。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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